唐山大地震是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中国唐山的特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03时42分53.8秒，在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东经118.2°，北纬39.6°)发生了强烈地震，中国政府宣称强度是里氏7.8级，震中烈度XI度，震源深度22公里。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受到严重波及，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造成24.2万人死亡，16.4万人重伤，倒塌民房53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
当日07时17分20秒和当日18时45分34.3秒，分别于河北省滦县和天津汉沽发生两次较强烈余震，余震的震级分别为里氏6.2级和里氏7.1级。两次余震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使得很多掩埋在废墟中等待救援的人被继续倒塌的建筑物夺去生命。
前期：1967年10月，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议上指出，“应向滦县、迁安地区(属唐山地区)做些工作。如果这些地区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
李四光(1889年 - 1971年)，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香炉湾人，蒙古族。首创地质力学。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
190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弘文学院、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1911年回中国。1912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地质学，191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中国，任中华民国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再赴英国深造，1927年获伯明翰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中国，后在南京参与创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并任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直至1948年。
1932年李四光出任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9年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地质部部长。1952年曾任北京地质学院首任校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6年初/距唐山大地震不到半年
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综合唐山市40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到7级强震发生。
1976年7月6日/距唐山大地震22天
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做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预报。
1976年7月7日/距唐山大地震21天
山海关一中的地震科研小组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大地震14天
北京市地震队电告国家地震局，出现七大异常，要求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和渤海沿岸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近百名中国地震界官员、专家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
唐山二中田金武老师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赵各庄矿地震台姜义仓在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会商会上正式提出：唐山即将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距唐山大地震12天
乐亭红卫中学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发出书面地震预报意见：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大地震6天
山海关一中的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意见：7月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26日/距唐山大地震2天
国家地震局汪成民等一行15人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汇报，北京队提出，发现临震七大异常。
1976年7月27日10时/距唐山大地震17小时
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人听取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等的汇报。之后，查志远决定，下周一开会研究一下，让汪成民等先去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1976年7月27日16时/距唐山大地震11小时
吕家坨矿地震办公室的赵声和王守信两人通过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做了紧急震情汇报：第二个峰值一直在上升、上升、上升……
1976年7月27日18时/距唐山大地震9小时
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
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
地震造成的大规模伤亡和损失主要归结于地震发生的时间和突然性。唐山地震没有小规模前震，而且发生于凌晨人们熟睡之时，使得绝大部分人毫无防备。
唐山被认为地处地震灾害发生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很少建筑拥有较高抗震级别，而且整个城市位于相对不稳定的冲积土之上。
1975年海城地震发生后，京、津、唐地区受到地震预报有关部门监视，并一直持续到唐山地震发生之前。中国政府最终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地震预报，以致唐山市最终对此地震没有积极预防。
河北省青龙县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防震减灾效果。全县无一人直接因地震丧生，仅一人因心脏病突发死亡。
地震摧毁了方圆6至8千米的地区。许多第一次地震的幸存者由于深陷废墟之中丧生于15小时后的7.1级余震。之后还有数次里氏5.0至5.5级余震。在地震中，唐山78%的工业建筑、93%的居民建筑、80%的水泵站以及14%的下水管道遭到毁坏或严重损坏。
地震波及唐山附近许多地区，秦皇岛和天津遭受部分损失，在距震中140千米的北京，也有少量建筑受损。在如西安般遥远的城市甚至都有震感。
官方提供的死亡数字为242,419，其它数据或数倍于此。是现代死亡人数第二的地震，仅次于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
时值文化大革命，震后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援助。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却豪情万丈。1976年，中国依然处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文革”时代，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别的国家发生灾害，我们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援助他们;而我们自己受灾，就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思潮之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无异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乃至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向西方示弱。
访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我总有一种犯罪感
刘占武，这位当年唐山地震监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事隔20多年后终于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
刘占武，1976年任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业务组组长。从1979年起，担任中心台台长，直至2002年退休。 这位当年唐山地震监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事隔20多年后终于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为张庆洲调查唐山地震漏报真相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内容。
刘占武也是钱钢《唐山大地震》一书中的人物。钱钢描述了震后受伤的刘占武被群众唾弃的过程，这部分的小标题是“‘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
记者：请介绍一下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地区的地震监测情况。
刘占武：当时唐山地区监测地震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唐山监测中心台，还有一个是唐山地震办公室。我们中心台是专业队伍，唐山地震办公室管辖唐山市市区范围内的地震台，是业余地震监测队伍，负责人是杨友宸。我们两家是平行机构，两家上面还有一个机构，是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
杨友宸这个人非常能干。他东奔西走，在唐山市建起了几十个地震监测台站。遗憾的是，地震前不久，他被弄到干校去了。
记者：地震前，你们掌握了哪些情况?
刘占武：我们管辖的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阻出现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到了1976年上半年，地电阻率值下降得相当快，很不正常。我们先后到昌黎后土桥地震台检查了3次，线路没有问题，也排除了干扰。
记者：听说杨友宸下辖的地震台站很多出现了异常，而且有的台站还做出了明确的地震预报?
刘占武：是。唐山二中的地震台、唐山八中的地震台、马家沟矿地震台都和我们交流过震情。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还发出了地震警报。杨友宸下面的地震台站真的很厉害。吕兴亚预报：山海关西南100公里左右的地方(正好是唐山南火车站附近)，7月底8月初将发生6到7级地震。侯世钧预报：7月23日前后，唐山将发生6到7级地震。
记者：吕兴亚和侯世钧的地震预报报给你们中心台了吗?
刘占武：报给我们了。
记者：接到他们的预报之后，你们是怎么做的?
刘占武：我们向上级机构，就是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做了汇报。当时我说，第一，应该肯定他们的大胆预报，这种探索精神是可嘉的。第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现在地震预报尚处于探索阶段，不能说人家的预测结果完全不对。第三，我们认为应继续观察。
当时已经有昌黎后土桥地震台出现异常，又有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的短期预报，还有唐山二中、唐山八中、马家沟矿等好几家监测台站提出可能发生大震。我们收到的异常资料已经很多了，当时应该立即要求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会商，可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而是提出继续观察，延误了战机。
记者：你觉得当年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原因在哪里?
刘占武：没有做好专群结合。当时对于吕兴亚和侯世钧的预报，我也是将信将疑，有点看不起群测群防的土方法，觉得他们用的是土地电，只能打到地下几米深，而我们专业台用的地电能打到地下1000多米深。现在看来，他们搞了多年的监测，经验丰富，能够敏锐地捕捉地震信息，也积累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
另外就是国家地震局的作用没有发挥好。专业地震队和地方地震工作队是地震预测的两条线，这两条线的交汇点应该在国家地震局。
记者：如果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今天，唐山灾难能够不再重演吗?
刘占武：很难说。
记者：为什么?
刘占武：地震预测要靠两条腿走路，专群结合。可唐山大地震以后，群测点都撤了。
记者：既然群测群防那么重要，怎么反而撤了呢?
刘占武：(沉默)。
记者：这些事当年你向《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说过吗?
刘占武：没有。
记者：那你为什么20多年后又讲出来?
刘占武：我总有一种犯罪感。
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以及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严格要求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
这种对待灾难新闻的理念可从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窥其一斑，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
这种以牺牲受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从建国初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并且牢牢控制着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在报道方法上，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
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来说，当时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这种报道理念把受众对于灾难的知情权弃置一边，过分强调非新闻性或新闻性不强的政府和社会行为因素，给人留下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实就虚的感觉和印象。
20世纪70年代，我国发生了两起重大的自然性灾难，那就是举世震惊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和河北唐山大地震。笔者考察后发现，我国当时的新闻媒体对这两场大地震的报道，就为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作了一个非常准确而生动的注脚和诠释。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一般来说，每当灾难发生时，受众都想尽快了解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同时及时和如实的报道也便于灾区尽快得到救助或防范灾情的扩大及再次发生。
可是，这则消息对地震灾情的报道却较为简约，导语上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作为新闻由头，而对受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亡多少人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
灾情被隐瞒了，受众对这场地震的知情权被媒体无情地剥夺了。直到事隔三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我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于是会议闭幕第二天即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这条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在人们几乎快要对此事渐渐淡忘的时候才姗姗来迟，新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闻”逸。
虽然云南通海那场大地震早在1970年1月5日就发生了，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提前6年多，但外界对这场地震的知情程度远不及唐山大地震。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对这一灾难的报道范围、力度、时效比唐山大地震还要逊色。
直到事隔30年之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尘封了漫长岁月的“秘密档案”才得以解密，重见天日。这场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为15621人，仅次于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中国百大重灾之一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