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一种神奇的物种，灯塔水母。这种水母号称是长生不死的，他的族群之所以庞大，源自于他独特的繁殖方式。
灯塔水母可以无性繁殖，甚至自己变成幼虫从新开始繁衍生息。这导致这种生物哪怕只剩最后一只也可以迅速恢复原有的数值。这也是世界各地的灯塔水母基因高度相似的原因。
那么放到人类身上又如何?在高度相似的基因下，人类能够重新恢复称霸地球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不像酒馆里脑洞大开的聊天话题那样简单。NASA曾研究过在移民外星球之前需要派去多少人，也制定过有关保护濒危物种的决策，因此，这是一个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让我们跳到一百年之后看一看。在这一百年间，人类的发展方向出了大问题，机器人大规模崛起，将人类从地球上清除一空——这是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在2014年提出的预言。只有两个人幸免于难。因此我们没有别的可选，他们之后的第一代人类都将是兄弟姐妹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乱伦和弑父、弑母一样，是唯一一项全世界通行的人类禁忌。乱伦不仅恶心，更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一项针对1933年到1970年间出生在捷 克斯洛伐克的儿童的研究显示，父母双方为一级亲属的儿童中，将近40%的儿童都有严重残疾。在这部分儿童中，更有14%的儿童最终夭折。
隐性风险
要理解为什么近亲繁殖如此危险，我们得明白基因的运作机制。我们的每一个基因都有两份，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但是，有些基因只有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才 会表现出变异性状。大多数遗传病都是由这些隐性基因引起的。隐性基因能够躲开进化“雷达”的法眼，因为单个这样的基因是无害的。事实上，每个人的基因组 中，都平均有1到2个致命的隐性基因。
如果一对夫妻之间是亲戚关系，隐性基因就很难继续隐姓埋名了。以罕见 的隐性疾病色盲为例，每33000个美国人中，就有1名色盲患者;而每100人中，就有一名色盲基因携带者。如果大屠杀的两位幸存者中，有一位携带色盲基 因，那他们的后代就有四分之一的几率携带一个色盲基因。到这一步看，情况还不错。但在这一代人类进行近亲繁殖之后，风险就会大大上升——后代有四分之一的 几率携带两个色盲基因。因此，第一代夫妻的孙辈患色盲的几率就是16分之一。
这也正是西太平洋上一处偏远的环礁、平吉拉普岛上居民的命运。18世纪时，一场台风席卷了这个小岛，只有20人幸免于难。其中一人便携带有色盲基因。由于基因库太小，如今，这个岛上有十分之一的居民都是全色盲患者。
虽然风险很大，如果幸存者们生的孩子够多，还是有一些会是健康人的。但如果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他们都继续进行近亲繁殖呢?你不需要从某个小岛上找到答 案，欧洲皇室就是近期繁殖的狂热爱好者。在两百年中，有九代人都为了政治目的，和自己的堂亲表亲、伯父叔父、侄子侄女联姻。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便是一个活 生生的例子。
查尔斯二世是这个家族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他出生时便患有一系列生理和精神上的残疾，直到8岁时才学会走路。成年之后，由于他无法生育，导致了整个王朝的灭亡。
免疫多样性
濒危物种还面临着长期风险。虽然它们也许现在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自己生存的环境，但基因多样化才能让它们更好地迎接未来的种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 么东西比免疫力更重要了。“大多数物种都在努力提高免疫多样性，甚至人类也是这样。我们在多种多样的免疫力类型中寻找自己的配偶，这样我们的后代才有丰富 的免疫能力。”杜伦大学的菲利普·斯蒂芬斯博士(Philip Stephens)说道。在我们的进化史上，人们曾认为，如果能和原始人交配，我们的免疫系统基因将大大丰富。
但即使人类做到了这一点，作用也微乎其微。如果一小群人类与世隔绝太久，他们就会受到“奠基者效应”的影响，即基因多样性的缺失会增加该种群基因巧合的概率。这些新人类不仅长相和我们不同，声音和我们不同，更可能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多大程度的多样性呢?斯蒂芬斯表示，这一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引起热议。当时，一名澳大利亚科学家提出了一条通用的经验法则。 “理论上来说，你需要50个人，才能避免近交衰退;500个人，才能适应不同情况。”这条法则一直沿用至今，但考虑到基因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时可能出现的随 机损失，这个数字变成了500-5000.
这个概念也让人们对大型濒危动物保护慈善组织的政策表示质疑，因为这些组织往往优先保护最濒危的物种。“这种保护以治疗类选法为原则——你要仔细检查战场上的伤员，看看是否有救活的希望。这种方法听上去不错，但用在解救物种身上又怎么样呢?”
那么，地球上最后一名男人和女人会怎么样呢?虽然斯蒂芬斯暂时还保持着乐观态度，但这个问题是无法下定论的。“低基因多样性的短期影响有着明显的证据，但这些都是不确定的事情。我们听过很多命悬一线、却力挽狂澜的故事，说明一切皆有可能。”
霍金表示，灾难的来临是难以幸免的，但只要文明的根基还在，就能够再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