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为这事较了真，去查了《史记正义》是这么记载的：“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这句话至少说明三层意思：一是日本最早称“倭国”；二是改名日本的时间是在武则天皇后时，并不是武则天赐名；三是一定有人觉得日本比倭国好听，而借武则天的名人效应做实此事。所以百川认为有必要在下文说明两点以正视听：一点是倭国之称是怎么来？二点是日本名称就一定好听吗？在中国它还有爆粗口的意思呢。
关于“倭”字，《诗经·小雅·四牡》中有“四牡騑騑，周道倭迟”的句子。《毛诗正义》将“倭迟”释作“历远之貌”。《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倭”字：“顺儿，从人，委声”。“顺”在这里有“顺从”的意思。所以，“倭”在古代本有绵延曲折之意，后引申出顺从之意。东汉光武帝赐给倭王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可能就同时表达了东汉朝廷对倭方所寄托的“感其远道而来”且“冀其臣服”的意思。
在《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金印内容为“汉倭奴国王”。在这里，“倭”“奴”都是贬意。
《新唐书》对日本的记载中提到“日本，古倭奴也。”，将日本和倭联系在了一起。又提到：“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体现了“倭”这一名字并不是由中国人所取，而可能是由日本岛上林立小国中的某个国的名字音译而来。
《旧唐书》之前的史书均以“倭”来指称日本。《旧唐书》中“倭国”、“日本”两项并列，而《新唐书》及其之后的史书，多以“日本”来称呼现在的日本。
那么，倭国为什么觉得“倭”这个名称“不雅”呢？从东汉到隋朝以前，中国和倭国总体上讲是册封与被册封关系。《宋书》上记载，倭王赞死后，珍、济、兴、武四个继任者都曾经遣使贡奉，并求中国朝廷授予倭国自己提出的封号。7世纪初，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隋书·东夷传》“倭国条”记有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唐高宗时，倭国还与当时中国朝廷发生战事。
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经过了一段历程。其实，“日本”国名最初是作对外使用的，对内仍用“倭”这一称谓。而且，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白江战役倭国惨败后，最迟在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
至于改号的原因，往远说，可能是与隋唐以来倭国争取对等外交的愿望有关；往近的说，也不排除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战役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这种可能。所以，在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所灭之后，日本在公元669年遣使入唐朝贺，这次遣唐使在朝见唐朝官方时，很可能就已经向唐朝提出倭国对外改称“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图书集成》上有记载：“咸亨元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但是，倭使的提议可能最初并没有被唐朝所承认，例证便是《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有“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云云”。
至于唐朝之所以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这一事件，可能与白江战役后唐朝对倭国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关。郭务悰回国后不久，倭国爆发“壬申之乱”。天武天皇上台后，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对内仍称“倭”）才决定与唐朝恢复外交关系，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可能正是从此次往来开始，中国朝廷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国号。由于当时是武则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的记载。
千字文有言“臣服戎羌”，百川直译为“俯首称臣族戎羌”。
中华民族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有“华夏居中，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东夷”是指“东面的野蛮人”，因此日本称倭国至少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事实上，日本之前的名字“倭国”“倭”字并非全是贬意，而“日”字也不非全是褒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