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为什么把目光聚集到海外?两个原因：一是求生;二是求财。倭寇产生的大背景，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日本国内乱局。室町幕府从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后，就政权旁落，处于风雨飘摇中。1467年连绵11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日本历史上最混乱、最传奇的战国时代粉墨登场了。
日本全国分为六十八国，每个国相当于中国的县，其中五十三个国，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个大名占据着，可以想象在狭小的地盘里却城堡林立的拥挤程度。大名们强弱分明，穷富不一：强的富的占据几国，部属多达数万，穷兵黩武;弱的穷的只有几个村子地盘，部属数十名，朝不保夕。
九州有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萨摩、大隅等九个藩国，也是诸雄并立，空前混乱。北边，丰前与筑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强的大名，但是遭遇到家臣陶晴贤的政变灭亡了。
而陶晴贤不久被九州之外强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杀，并顺势进入北九州，这就和另一个强藩丰后的大友氏碰上了。南边，萨摩的岛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边，肥前的龙造寺氏则和少贰氏内乱不休。
小人物求生，大人物求财。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贸易，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价格暴涨，一艘装满生丝的走私船开到日本就无异黄金船。日本沿海的大名、武士、富商自然心动，或直接参与，或提供基地和武器的资助，纷纷加入海贼的行列。
日本十九世纪着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久留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
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永正、大永所对应的时代，正是明朝嘉靖皇帝世宗朱厚熜的在位期。
明代着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
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除了被逼剃头梳髻的，还有些狐假虎威主动装扮成日本人的。假倭对地形、人情熟门熟路，充当真倭向导和顾问，令沿海倭情更加诡异难辨。对此，一个明朝官员谢杰无奈称：“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日本人之所以“未尝一日忘情于我”，当然不是出自美好的中日友谊，而是惦记着富饶中国的财物。常去日本做生意的海商童华对明朝官员这样介绍：“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
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在明代和苏松地区号称中国最富庶的“天堂苏杭”，农村处处稻香，遍地桑林，处处可闻机杼之声，向有“丝绸之府”之称。正因为如此，成了嘉靖倭寇侵袭的重灾区。嘉靖三十四年，一伙倭寇攻入嘉兴崇德县，在一个大户人家中发现了丝绵仓库，“踊跳而喜”。
“踊跳而喜”就是高兴得拥抱在一起跳起来，为什么如此狂喜?因为丝绵在日本很值钱，运回国起码有十倍的利润。日本的丝绸产量极少，仅仅为少数贵族使用，是最时髦的物品。棉花种植也没有普及。
日本普通老百姓还是身穿麻纤维的衣服。因为当时日本人对丝绵的极度喜爱，以至不少中国人偏执的相信：日本国闷热潮湿，不是人呆的地方，不穿丝绸衣服的话，汗粘在身上永远干不了。
， 丝绵是最爱，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日本人也统统感兴趣。《筹海图编》中专有《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衣料类：丝、丝绵、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瓷器、漆器、女人脂粉;药材类：川芎、甘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原料类：水银、硝石。
倭寇上岸后，除了掠夺财物，就是掳掠人口。对富人，劫为人质，限定时间掏赎金放人，甚至挖掘祖坟，把挖到的尸骨也作价勒索。对穷人，挑选壮年男女，只要船装得下，一概抢走运回国内。男人命运有两种：一是剃头充当前驱，一是做奴隶。妇女的命运悲惨则可想而知。
曾两次赴日的明代使者郑舜功，在旅行记录《日本一鉴》中写到，他亲眼见到被掠到鹿儿岛高须地方为奴隶的二三百名福建男女，个个“髡发跣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过着地狱一样的生活。
